生離死別的謬誤 -- 我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又是一個炎熱的八月周六，午覺醒來，手上一杯咖啡，開始邊查大陸及南亞地圖，邊閱讀龍應台女士依照歷史文獻、親身採訪，描繪1949年前後，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中國與日軍、盟軍與日軍交戰而展演一個個在中國、在台灣、在新幾內亞、在婆羅洲、在列寧格勒的漢人、台灣原住民、日本人、澳州人、美國人、德國人、蘇聯人生離死別、超過一甲子真實人生的最新紀實創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翻完最後的第366頁，已是午夜，放下封面一方藍、一方紅，有點沉甸甸的一九四九，龍女士筆下幾次死傷慘烈的中外圍城史事揮之不去，心中的悲涼，竟大於書中冷靜描繪過去與現在數不清的生命故事所帶給我的感動。

年紀愈長，愈覺得人毀滅人的「戰爭」是最愚蠢的行為。所有的不公不義、私欲私利、荒謬虛無，包裝在「戰爭」這糖衣下，施暴者、被施暴者，幾萬人、幾十萬人、幾百萬人魂喪的生命，儘是連喊都喊不出來的沉痛。

沒有「無法避免」的戰爭，沒有人有權利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在任何情境下，人之為人都不應該有「戰爭」這個選項。歷史告訴我們，戰爭的肇始，全根源於統治者及身邊政客，操弄廣大人民的無知，達成自以為是的「神聖」使命。

億萬生命已殞滅在戰火的蹂躪下，這個人類自殘的戰爭荒謬劇，在未來的日子，如天譴般，也無法對它抱持會封箱下戲的樂觀期待。那麼只能寄望，那些手上還有一張選票，可以自決最高領導人的不同國家的土地子民，可別被政客操弄、讓理性矇蔽，將自己圈在生命悲劇的禁梏裡。

用倖存的生命力書寫歷史 -- 我讀《巨流河》

週六，花了10個小時看完齊邦媛女士的回憶錄「巨流河」。

隨著600頁的巨作，與她橫越超過80年的兩岸時空，看得淚流滿面，心緒起浮劇烈，久久無法平復。

因為戰亂，從故鄉遼寧，浩浩大流亡地跋涉數千里到四川，生死一瞬間的殘酷，時時刻刻就在眼前衝撞著心房，能存活下來，好像也只能繼續往前走，在悾傯困境中堅持認真求學，堅持學術的純粹，堅持人性善念價值的信仰，這是大難後倖存者的生命力，讓人為之動容。

屬於她及她身邊親人、師長、摯友的故事，每一個人在她多情多義的筆下，映在大環境的歷史下，讓人更懂了何謂「知識份子」、「公務人員」、「淡泊名利」，何謂「愛國」、「族群融合」。

齊女士一生致力英國文學教育，「留下了心靈的後裔」，身教與言教作育數不清的人才，60年代力抗政治甘擾獨排眾議將黃春明等本土文學編入國中中文教科書中，更是將台灣文學英譯推介至國外的重要推手；父親齊世英先生，留日與德，一生沒有個人恩怨，戮力地下抗日重任，辦學，遷臺後還提攜康寧祥等黨外人士；母親裴毓貞女士一生過著顛簸的苦日子，不曾抱怨，全心照顧孩子與漂泊的流亡學生；同是武漢大學流亡台灣的夫婿羅裕昌貢獻台灣鐵路自動化控制及電氣化工程，「近四十年間，所有的颱風、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時間內衝往現場指揮搶修」；而天津南開中學張伯苓校長對著在重慶復校的漂流學生大喊：「中國不亡，有我！」的氣慨，在今日的台灣，已是渺渺難覓。

而已過八旬的齊女士在林口「最後的書房」溯憶96歲高齡的錢穆大師，在1990年6月為了尊嚴，倉皇搬出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兩個月後逝世，齊女士重重寫下：「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知識份子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繪歷史的真貌，對世間價值的信仰沒有一絲一毫的模糊灰階，只有敬重與堅定。

反芻齊老師與亦兄亦友飛官的殉國傷情屝頁，讓我的週末夏夜垂下孤寂的重量。「張大飛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曇花，在最黑暗的夜裡綻放，迅速闔上，落地。那般燦爛潔淨，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原來追憶一個一生看重的人，可以用這麼莊嚴的文字讓巨痛轉折停泊。

展讀這本澎湃史書，詩人筆下「Tears, Idle Tears, I know not what they mean」就是我無由的眼淚。而我的一生，平凡虛空若此，又能給自己留下什麼，能給別人留下什麼記憶。

也許，就如齊老師書中所述，讓朱光潛大師取下眼鏡，淚流雙頰的詩句：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 （若有人為我嘆息，）
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  （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 William Wordsworth《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

記憶的巨河流盡到此，「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